大型综合性辞典《辞海》从今年开始将展开2009版修订工作。昨天，记者从《辞海》的出版社——上海辞书出版社了解到，新版辞海将增加近万条新词，“巴金”这一词条将被收录其中。而如“超女”等新时代词汇不会纳入《辞海》。(10月18日《北京晨报》)

 

　　“巴金”可以被收录《辞海》，“超女”只能靠边站，想必编纂者自有充足的理由。问题是，拒绝“超女”的理由能否让人信服？而且，收录不收录“超女”这一词条，到底由编纂者自说自话，还是应纳入更宽泛的视野，这也是值得追问的。

 

　　余秋雨在参与推广《辞海》正版的活动时，曾如此说道：“辞书是民族文化的度量衡，当这个衡量标准也被假冒时，话语权就彻底乱套了。”诚然，作为大型综合性辞典，《辞海》考量着一个国家的学术能力，惟其如此，才更需谨慎，也更需要具有包容性、前瞻性和客观性，而不能一味政治挂帅和惟意识形态化。新版《辞海》的编纂者称，“将增补收录一些对社会有重要影响的人物词条”，“巴金”作为文坛巨擘，影响巨大，被收录其中合乎情理。“超女”的影响自然也不容小觑，这一新时代词汇为何就不能收录呢？

 

　　按照自设的标准，想收录谁就收录谁，想拒绝谁就拒绝谁，这是一种怎样的傲慢与偏见？这种傲慢与偏见的底气在于，《辞海》的编撰者具有官方身份。1954年夏，一代历史学家顾颉刚被抽调主持整理《资治通鉴》时，不无受宠若惊，甚至担心会“声名太盛”。顾颉刚是清醒而内敛的，但是未必所有的编撰者都能谦抑。如果任凭一己之好恶，来收录新鲜词汇，显然是不可取的。

 

　　众所周知，“清史纂修工程”已经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，对于这一浩大的国家文化工程，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说：“要修清史，官修是必须的，但应该允许编纂者有研究撰写的自由，而不能因为官修就只能定于一尊。”同样，编撰《辞海》也应如此，编者应该更宽泛些，不能由少数学者说了算；视野应该更高屋建瓴些，不能太狭隘太封闭。

 

　　其实，《辞海》展示出的傲慢与偏见并非始自拒录“超女”。有“中国第一字痴”之称的李延良老人，呕心沥血地从1989年版本的《辞海》中找出了2000多处错，但是令人遗憾的是，“1999年的版本只更正了一部分，出错处仍有近2000处。”还比如，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《辞海》，定价3980元，并且一度不降价，如此高价有多少人能消费得了？试问，如果不是背后的官修身份，价格能会定得如此畸高吗？

 

　　曾任《辞海》主编夏征农说：“一切学问、文化是有继承性的，同时它又受到历史局限的限制，所以它一定会有缺点，因此《辞海》要在原有的基础上不断修正提高，丰富充实。”如何修正、如何丰富《辞海》是当务之急，问题是，不保持谦抑的姿态，不敞开宽广的胸怀，不真正展现应有的包容，不破除挟官方以自重的潜意识，类似“超女”的新词就不会被收录。

 

　　相关评论：辞海拒"超女"其包容性何在?

 

　　新版《辞海》共增加新词逾万条，将于2009年底上市。“神六”、“纳米”等新词将被收录其中，而如“超女”等新时代词汇则没有纳入。编撰方解释说，“《辞海》收词一是要考虑它的知识性，二是这个词语本身要稳定，要经过社会的沉淀”。(10月18日《北京晨报》)

 

　　《辞海》拒绝接纳“超女”一词，有人认为其“不媚俗”，也有人认为其“太片面”。就“沉淀”而言，其解释明显有点牵强，因为“神六”等新词条的“沉淀”时间并不比“超女”久远，甚至更短，为何一到“超女”，便需要“稳定”和“沉淀”了呢？

 

　　《辞海》作为一本知识性的百科全书，理应具有开放兼容的博大胸怀，以及对任何一种文化现象保持客观中立的理性态度。其实我并不喜欢“超女”，但我内心十分清楚，置身于这样一个多元文化背景的社会里，无论是自己钟情的新生事物，抑或是不认同的社会现象，它都有它一定的存在价值。作为个人，我可以闭目塞听，无视“超女”的存在，但《辞海》作为一本工具书，也如此“爱憎分明”地拒“超女”于千里之外，就有点说不过去了。

 

　　如今，我们正在建构和谐社会，和谐社会的根基是和谐文化，而创建兼容并包的和谐文化，也是从根本上解决社会和谐问题的重要载体之一。(稿件来源：现代快报 作者：周士君)